改，指“改变、更正”；革，指“变革、革新”。改革，即革除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使之变成适应发展和进步的新的事物。改革是事物发展的永恒主题。新生事物代替旧事物是一种历史必然，但这种替代和战胜不是自动发生的，旧事物也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而是需要改革促成。改革是事物发展的内生动力。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新叶”是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它充满生命活力、内在张力，是树木生长的内生动力。改革亦如是。改革是兴利除弊、释放活力，它要用锋锐的铧犁，犁开板结的土壤，松动凝固的泥土，释放生长的活力，让沉闷的教育喘一口气。改革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共识。
如习近平所说，“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当下的职业教育存在不少问题。《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指出，“我国职业教育还存在着体系建设不够完善、职业技能实训基地建设有待加强、制度标准不够健全、企业参与办学的动力不足、有利于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的配套政策尚待完善、办学和人才培养质量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出路在哪里？就是要正确改革、深化改革、精准改革。如习近平所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李克强也说要“用改革办法办好办大职业教育”。
一、职业教育改革的问题审思
然而审思当下职业教育改革，改了这么多年改得如何？绩效怎样？答案恐并不乐观。这就需要我们对改革本身进行元认知、元思考。我们认为，当下职业教育改革之所以不乐观、不理想，因由如下。
（一）用错位的方法改虚假的问题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项贤明教授认为，改革陷入困局的原因是用错误的方法改虚假的问题。他列举了对问题认识不清而盲改的几种情况，即将社会问题混淆为教育问题，将管理问题混淆为教育问题，将政治问题混淆为教育问题。其实我们毋宁说是用错位的方法改虚假的问题。错位是指改的对象、内容与目的愿景相背离，行为与方向相悖，即所改与所愿并不在一个频道上，所改不能达成所愿，所愿也非所改之皈依。对所愿（改革的目的）来说，这样的改革就是虚假问题的改革、错位的改革。比如为保证职业教育的规模不滑坡，职业教育的“盘子”相对稳定，我们一直在纠结，在抓“职普比”，认认真真地为职业教育“保驾护盘”，有些地方当职普比失衡或保不住的时候，甚至出现了强制报考的不当行为。还有对职业教育的歧视问题由来已久，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呼吁改善社会环境或职业教育办学条件。这些改革或改进的方法，虽不能说一点作用没有，但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这些做法都没有抓住职业教育的核心问题、本质问题。我们认为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根本问题、真问题，就是利益问题。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说：“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从学生的自我认知看，职校学生对自己未来的社会地位、社会阶层并不太在乎，他们知道自己成不了社会精英，也并不奢望“诗意地栖居”。但他们在乎保证自己“适意地栖居”的荷包，在乎自己谋生的物质基础——利益保障。质言之，如果能保证接受职业教育后通过自己的劳动挣的钱不比别人少，那他们又何乐不学、何乐不为呢？职普比和吸引力的问题还是问题吗？这才是职业教育应然改革的真问题。
（二）用反复的方法改无用的问题
这又是一个令当下改革低效或陷入困局的问题，就是背离做事的要旨和真谛，翻来覆去地做无意义、不必要和无用的事。职业教育常常喜欢用反复来代替改革，或者说用反复去改无用的问题。例如职业教育办学评估问题，2004年教育部启动的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水平评估，2008年改为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2016年又再次改为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简称诊改）。尤其是由评估变换成诊改，依然是本同而末异的同质化的工作，大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保持其内在的连续性和一贯性，循沿评估的路径不断改进和完善。而现在却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这样又回到了一个貌似不同的原点，原有的探索积淀都变成了沉没成本，已经做过的事换一种说法重新做一遍，所以始终推进不力，难有成效。也许诊改的设计者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反复，反而认为是在创新，是有所作为的表现；其实只是换名词、换概念，然后又按照老套路、老内涵重新行事，是原地转圈“猫追尾巴”的游戏。反复本质上是创新能力不足、跟不上时代步伐的表现。事物推进到一定程度，顶到天花板，碰到硬骨头，没辙了，就开始换花样、换名词了。殊不知，越是反复，越远离创新。因为改的还是老问题，无用的问题。试想，如果“水平评估”或“工作评估”改不好的或没完善的事情，换成“诊断与改进”的说法就能解决了，那不是自欺欺人吗？这样做还是在原有问题、老问题上反复，没有找到彻底解决问题的创新路径和方法，只能是改到深处、难处又技穷而重蹈覆辙或无奈收场。
（三）用简单的方法改深刻的问题
错位式改革和反复式改革其实都是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出了问题，即并没有认识到事物的真因、本质，只是凭借浅表的认知、甚至感知就着手去做，就出招去改。这是用简单的方法改深刻的问题。这就好比原本是树根出了问题，你却在蔫的树梢、黄的树叶上较劲，这是一种肤浅认知引领的盲从改革，或者说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改革。这又好比我们还没有找到病因、找准病灶，就乱开药方、瞎动手术，这是庸医误人。这样的改革对职业教育改革来说也是害莫大焉，比如“校热企冷”问题。“校热企冷”实际上是人们对校企合作双方合作意愿、态度包括效果的一种概括归因。这一归因试图借助“热”“冷”对比，揭示合作绩效不佳的缘由在于“企冷”。于是所有的指责、抨击、火力都瞄向“企冷”，改革的靶向和目标也锁定为“企热”，似乎只要企业热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问题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了。这就是用浅表认知、简单归因指导改革的典型案例。“校热企冷”是不是一个真命题？笔者认为它是一个伪命题。企为什么冷？怎样才能热？显然“企冷”不是“校热”引发的，“校热企冷”并置共提本身就不合逻辑，校热了为何企还会冷？这不符合归因理论的共变原则。这就令人怀疑学校是否真热，热的程度如何，以及是否热到了点子上。企业也会质疑：我凭什么热？如果我的“热”换来的是赔本和亏损，谁来负责？还有，政府的政策文件的利益补偿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都兑现落实了吗？企业办教育的主体地位明确了吗？落实了吗？如果这些都还是未知的或不确定的，你要求“企热”，没理由啊！设若我们不去审思“企冷”背后的综合因由，就让企业取咎担责，并由此指导改革，强求“企热”，你觉得行得通吗？
二、职业教育改革的适切路径
职业教育改革必须找到自己的适切路径。按照谢维和教授的观点，以往的改革是以发展带动改革，现在是以改革带动发展。前者是以发展为主，改革助推，是外延突破式的、发展倒逼的改革；后者是以改革开路，优化发展，是内涵提升式改革，是由问题倒逼的改革。换言之，当下职业教育改革是进入“深水区”的改革。“深水区”的改革是职业教育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的浮现与彰显。它的特点，一是“久”，许多问题都是长期发展攒积堆垒下来的，颇有积重难返之累；二是“难”，这些问题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延宕至今；三是“繁”，各种利益、关系、矛盾、难点相互纠结、缠杂，彼此掣肘、冲突，“牵一发而动全身”，解决起来怎一个“难”字了得。针对这样的问题，职业教育必须找到改革发展的适切路径，实施精准改革、深度改革、综合改革。
（一）实施精准改革
精准改革，即改革的针对性要强，能改到点子上、节骨眼上，改到实质处，而不是“擦边球”、边缘化、虚浮无用的改革。例如，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拉抬职普比、消弭对职业教育的歧视，关键要靠利益杠杆撬动。利益是“皮”，其他的都是“毛”。利益提高了，上学、谋职、就业之“毛”，都会为之趋附，不召自来。2018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一重磅文件就是人们久盼而至的精准改革。《意见》提出：“着力提高技术工人收入水平，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全面改善技术工人待遇水平”，“实施工资激励计划，提高技术工人收入水平”，“高技能人才人均工资增幅应不低于本单位管理人员人均工资增幅”。显然这样的改革才是牵住职业教育“牛鼻子”的实质改革、精准改革。假以时日，认真贯彻落实，必然能使职业教育产生磁吸效应，让人“高看一眼、厚爱一分”。令人欣喜的是这一提高待遇的政策，已开始在“点”上兑现落实。如“2018年上海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0.52万元，而技能人才工资平均数为12.14万元。有超过一半的技能人才工资高出全市平均工资，技能人才平均工资比全市平均工资高15.4%”。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待遇水平一旦在“面”上铺展开来，成为常态，职业教育一定会香起来、亮起来、活起来、强起来。职业教育一定会不令而“火”，出彩可期。
（二）实施深度改革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教授曾撰文强调:”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教育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更加复杂，教育决策的复杂性增大，改革举措实施和创新探索的难度增加。” 职业教育也不例外，如体制机制改革突破问题、深化产教融合问题、课程创新改革完善问题、职业教育法规推进与落地问题等，都是深度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深度改革不是玩“变脸”，比如“校企合作—职教集团—现代学徒制”，这种折腾反复、不断变换的同质化改革真的意义不大。深度改革一定要认清方向、立定格局，义无反顾地改下去。只要始终行走在路上，就总有抵达的那一天，而不致“鲜克有终”。这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幸而这样的深度改革近来着墨甚多，有了实质推进和创新突破。随着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的颁行，职业教育进入了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逻辑轨道，2019年2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出台按下了改革的“快进键”，到2019年4月《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的发布，再到2019年9月《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的推出，其中衔接、呼应、跟进、践行的逻辑轨迹十分鲜明，可以说是紧锣密鼓、不容稍懈，大有“卷起裤腿向前冲”的节奏和气势。尤其是《试点方案》确定的“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试点布局50个左右产教融合型城市，在试点城市及其所在省域内打造一批区域特色鲜明的产教融合型行业，在全国建设培育1万家以上的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建设和改革目标，其“三管齐下”的改革顶层设计、“三位一体”的联动协同运作、“三箭齐发”的互补共生格局，是深化改革的重大创新突破，值得期待和大大点赞！
（三）实施综合改革
《教育部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就曾指出，“随着我国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涉及面更广、关联度更高，破解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难度更大，许多问题解决起来往往涉及多个部门职责，涉及多种政策配套，涉及多方利益调整，靠原来的单项改革办法或局部突破套路已难以奏效”，因而提出“重点在深化，关键在综合”的改革原则。比如学校行政化的问题，是体制“病变”的一个标本，它使教育之“橘”异化为行政之“枳”，学校中充斥“官本位”文化气息，但“去行政化”改革推进艰难，原因在于，行政化和官本位互为表里，行政化助推官本位，官本位维系行政化。这一改革涉及管理体制问题，岂是教育能改得动、改得了、改得好的？如果真想改、想真改，就必须实施综合改革才能奏效。还有上文提及的“企冷”问题的改革，也是一项系统配套改革工程，它涉及政府言热行冷、学校虚热实冷、社会内热外冷的问题，需要实施综合改革，即只有当政府、学校、社会中造成“企冷”的障碍都得到矫治和克服，校才能真热，企才能不冷，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才能开创出崭新的局面。否则当这么多的“冷”对着企业，你要求它一家独热，怎么可能呢？
